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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西部淘金”:从大开发到大开放

如今距离第一次提出西部大开发又过去了20年,东西部差距未能拉平,但有所缩小。

如果说前两次西部大开发主要是拉动西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那么这一次是要求西部能够尽快与全国同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西部地区向外开放,从原来的腹地变成了前沿阵地。”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28日《南方周末》)

成都IFS广场上,一个移动机器人在广场上巡逻。指导意见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IC photo/图)

深圳配资时隔14个月,2019年3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配资公司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终于在2020年5月17日由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

《指导意见》发布之后,5月22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促进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系列举措。

围绕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两会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广西、青海、陕西、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重庆等西部八省份政协主席,联名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十四五”加强巩固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对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后续政策给予支持。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目前占中国领土面积的71%,人口的27%,GDP的20%。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先富,打破了过去的均衡发展,与西部地区逐渐拉开差距,中国经济呈东、中、西梯度发展局面。

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失衡,过去20年,中央政府对这片土地持续予以货币财政、对外开放、科技教育以及产业政策的倾斜,但“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引自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

西部大开发也不仅是发展经济,西部地区同时关涉中国的边界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民族团结。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西部地区的定位也在不断调整。

“虽然字面上仍用了‘西部大开发’,但其内涵不一样。”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第一个十年,西部大开发着重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第二个十年,注重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包括开放和进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未来十五年,则是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

深圳配资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浙江大学共建,多年一直致力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董雪兵参与了2010年和2020年两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前期研究和起草,以及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

深圳配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亦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说前面20年是西部开发的1.0版本,现在则进入了2.0版本”。

东西部差距缩小

深圳配资198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提出“三分法”,即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有10省市,依次是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西部则有12个省份,分别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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